10月17日上午,梅州蕉嶺縣三圳鎮芳心村村委會議室內熱鬧非凡,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第一次會議召開。
  包括村民代表、黨員議事代表、村兩委幹部、村監委會成員、村民理事會會長等54人,熱烈討論了村居環境整治、如何發展村集體經濟等問題,45名村民代表還投票表決了該村2015年垃圾衛生費的收費標準。
  2013年蕉嶺縣被列為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單位。在此基礎上,蕉嶺縣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展開深度合作,不斷探索農村治理體制再創新,設立了協商議事會制度。
  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的召開,正符合中央提倡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。讓村民們遇事多商量,在享受選舉權、監督權的同時,真正行使決策權、管理權,是蕉嶺縣探索村級事務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的重要嘗試,標志著“一核三元、四權同步、多層共治”的“蕉嶺模式”初步形成體系。
  民主決策??
  投票表決收衛生費
  “村莊整體環境的治理需要很大的資金,單靠我們芳心村6萬多元的集體收入,肯定是不夠的。要多方集資,鄉賢捐一點、村民出一點、政府得扶持點才行。”
  “我建議由村裡牽頭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,幫助我們銷售稻米和花生。”
  “收垃圾的車應該搞個鈴聲,村民都不知道垃圾車來了。”
  ……10月17日上午,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第一次會議熱熱鬧鬧地召開著。辦公樓門口,幾天前就貼出的會議通知上寫著:“提升村級整體環境”、“村民理事會如何發揮作用”、“2015年垃圾衛生管理費收取”、“如何發展村集體經濟”四項議題清晰地寫在了通知里。
  這是蕉嶺縣協商議事會制度設立以來,芳心村14個村民理事會會長首次齊聚一堂,與村民代表、村監委會成員、黨員議事代表、村兩委幹部等一起商討村中事務。黃上村(自然村)理事會會長戴育海對此十分期待:“終於有個平臺能讓大家交流經驗了。”
  根據設計,協商議事會所“議”之事,包括村級重大問題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,實行民主決策。按照這樣的議事原則,村中大小事務均可由村民民主表決,實現“我的村莊我做主”。在這次芳心村協商議事會上,“垃圾衛生費是否漲價”成為村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。
  “2014年垃圾收費每戶50元,收取費用總額大約2萬元,上級補助1萬餘元,而實際需要7萬元左右,資金缺口3萬到4萬元。”芳心村黨支部書記謝建祥介紹了去年垃圾收集處理費用的開支情況。謝建祥話音剛落,不少參會村民便交頭接耳,商量起來。資金缺口雖大,但村民不一定願意“漲價”。
  “現在50元都有好多家收不齊,更何況漲到60元。”一名村民代表直言。此外,還有多名代表對目前的垃圾衛生管理方面提出了改進的意見。
  “垃圾衛生費到底收50元還是60元,大家投票表決。”在隨後的現場無記名投票中,擁有投票權的45名村民代表中,選擇收取60元的人數為11人,選擇收取50元的人數為34人。最終謝建祥在會上宣佈:2015年度衛生管理費及垃圾處理費的標準仍為每戶50元。
  “我心裡是贊成提高到60元的。”會後,謝建祥告訴記者,無論從市場價格還是村子情況出發,垃圾衛生費確實有提高的需要,“但既然是大家商量的結果,村委會肯定遵照執行”。
  “村民協商議事會議融合了原來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,並將其功能進一步完善和提升,議事方式更加包容,參與主體更加豐富、多元,保證了村民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。”蕉嶺縣紀委書記盧堯生說。
  村莊嬗變??
  建了公園少了爛房
  協商議事會制度順利試行,離不開村民理事會的成功嘗試。
  2013年12月,芳心村成立了14個大小不一的村民理事會,其中最小理事會理事僅3名,最大的有9名理事,輻射4個村民小組。“村民理事會理事必須包含1名黨員,以引導其向正確的方向運行,至於理事人數和構成則由村民自己決定,一般4到9人不等。”謝建祥介紹。
  “我就是被‘趕鴨子上架’。”老家黃上村的戴育海曾在縣國土部門工作,去年9月,已退休的他被村民選舉為該村民小組理事會會長。但因早已搬進縣城,當時他認為自己並不適合擔任這一職責,“不過既然大家選了我,我一定盡心儘力”。
  其實,村民們選戴育海的理由很簡單:“他當過老師,有文化,又熱心本村事務。”
  戴育海上任後的第一件事,便是籌資重建黃上村村民祭祖必經之路上的一座危橋。戴育海帶著理事會理事四處奔波“化緣”,努力爭取鄉賢支持。
  “話費都打爆了,腿都跑軟了,光廣州就去了好幾趟。”建橋預算13萬,最終收到的村民、鄉賢捐款共15萬餘元。
  一年之後,戴育海不負眾望,寬5米、長15米的橋已建好;祠堂前原本雜草叢生、堆放垃圾的一片空地,如今變成了一塊漂亮的曬穀場,理事會下一步的打算是要建成村中的公共廁所。
  提起村裡的變化,68歲的圩尾下村村民徐永桂對理事會贊不絕口。徐永桂家住在祖祠“東海堂”附近,順著水泥路往下走幾步,就能看到在客家特有的“花頭圍屋”的包圍下的祖祠“東海堂”。
  雖然圍屋早已無人居住,但看上去乾凈整齊,雪白的牆壁映襯著紅色的木窗,極具特色。東海堂前水泥場上曬滿了剛收割的稻穀,走入“東海堂”,白牆紅柱,麻雀從天井中飛進來,在梁、柱之間翻飛,呈現出一派生機。
  “一年前可不是這樣。”圩尾下村民理事會會長徐永振介紹,圍屋幾十年都無人居住,年久失修;東海堂雖然略有修補,但由於缺少資金,一直未有整體修複。
  讓徐永桂更介意的是,東海堂對面的小池塘塞滿淤泥,一潭死水,每到夏天附近村民都要忍受臭味的侵襲。如今,隨著東海堂的修複,小池塘也被徹底清理了一番。
  “村民理事會為村莊建設出了很多力。”謝建祥說,以前單靠村委會的力量,修路建橋這樣的大事一年也就能做三五件;村民理事會成立後,目前已完成各類大小建設30多項。
  四權同步??
  根源上預防“小官巨貪”
  2013年蕉嶺被列為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單位,但蕉嶺在農村改革方面的嘗試早已開始。
  2007年,蕉嶺縣與南農實驗課題組合作,在各級相關部門支持下率先創建村務監督;2013年,村民理事會制度在全縣鋪開;2014年,協商議事會試行……
  “協商議事會試行填補了芳心村村民決策權和管理權的空白。”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鄧大才認為,協商議事會的創新使得行政村級治理架構實現了“縱向到底,橫向到邊”——通過村民理事會銜接縱向深入到每家每戶,實現了“縱向到底”;議事主體突破了原來的“村民代表”,議事內容更涵蓋了與村莊有關的各類事項,完成“橫向到邊”。
  在鄧大才看來,協商議事會議制度在廣東有著天然的土壤。“廣東農村宗族傳統保存較好,許多村莊裡都保有‘老人會’等自發議事制度。”
  協商議事會的確立,標志著“一核三元、四權同步、多層共治”的“蕉嶺模式”初成體系。
  蕉嶺縣紀委書盧堯生介紹,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,強化村級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為“一核”;在此基礎上,協商議事會進行決策、村民委員會負責執行、村務監督委員會監督為“三元”;村民通過村民理事會、協商議事會實現“多層共治”。
  “一些地方出現‘小官巨貪’,就是因為村民選舉權、監督權、決策權和管理權得不到有效保障,村民的權利未能同步實現造成的。”盧堯生說,協商議事會制度能充分保障村民的決策權和管理權,繼選舉權和監督權之後,實現四權同步,從根源上預防村官腐敗問題的出現。
  對於芳心村首次協商議事會,鄧大才評價“實現村民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方的一次突破”。“培養村民民主議事的習慣,當村民們行使民主議事權利成自然後,這套協商議事機制將自發在村莊獨立運行,保證村民自主決策、監督和管理。”鄧大才說。
  南方日報記者 張婧
  南方農村報記者 胡新科
  見習記者 段鳳桂
  圖由受訪者提供  (原標題:大事小事村民協商說了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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