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box

　　10月17日上午，梅州蕉嶺縣三圳鎮芳心村村委會議室內熱鬧非凡，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第一次會議召開。
　　包括村民代表、黨員議事代表、村兩委幹部、村監委會成員、村民理事會會長等54人，熱烈討論了村居環境整治、如何發展村集體經濟等問題，45名村民代表還投票表決了該村2015年垃圾衛生費的收費標準。
　　2013年蕉嶺縣被列為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單位。在此基礎上，蕉嶺縣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展開深度合作，不斷探索農村治理體制再創新，設立了協商議事會制度。
　　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的召開，正符合中央提倡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。讓村民們遇事多商量，在享受選舉權、監督權的同時，真正行使決策權、管理權，是蕉嶺縣探索村級事務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的重要嘗試，標志著“一核三元、四權同步、多層共治”的“蕉嶺模式”初步形成體系。
　　民主決策？？
　　投票表決收衛生費
　　“村莊整體環境的治理需要很大的資金，單靠我們芳心村6萬多元的集體收入，肯定是不夠的。要多方集資，鄉賢捐一點、村民出一點、政府得扶持點才行。”
　　“我建議由村裡牽頭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，幫助我們銷售稻米和花生。”
　　“收垃圾的車應該搞個鈴聲，村民都不知道垃圾車來了。”
　　……10月17日上午，芳心村協商議事會第一次會議熱熱鬧鬧地召開著。辦公樓門口，幾天前就貼出的會議通知上寫著：“提升村級整體環境”、“村民理事會如何發揮作用”、“2015年垃圾衛生管理費收取”、“如何發展村集體經濟”四項議題清晰地寫在了通知里。
　　這是蕉嶺縣協商議事會制度設立以來，芳心村14個村民理事會會長首次齊聚一堂，與村民代表、村監委會成員、黨員議事代表、村兩委幹部等一起商討村中事務。黃上村（自然村）理事會會長戴育海對此十分期待：“終於有個平臺能讓大家交流經驗了。”
　　根據設計，協商議事會所“議”之事，包括村級重大問題和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，實行民主決策。按照這樣的議事原則，村中大小事務均可由村民民主表決，實現“我的村莊我做主”。在這次芳心村協商議事會上，“垃圾衛生費是否漲價”成為村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。
　　“2014年垃圾收費每戶50元，收取費用總額大約2萬元，上級補助1萬餘元，而實際需要7萬元左右，資金缺口3萬到4萬元。”芳心村黨支部書記謝建祥介紹了去年垃圾收集處理費用的開支情況。謝建祥話音剛落，不少參會村民便交頭接耳，商量起來。資金缺口雖大，但村民不一定願意“漲價”。
　　“現在50元都有好多家收不齊，更何況漲到60元。”一名村民代表直言。此外，還有多名代表對目前的垃圾衛生管理方面提出了改進的意見。
　　“垃圾衛生費到底收50元還是60元，大家投票表決。”在隨後的現場無記名投票中，擁有投票權的45名村民代表中，選擇收取60元的人數為11人，選擇收取50元的人數為34人。最終謝建祥在會上宣佈：2015年度衛生管理費及垃圾處理費的標準仍為每戶50元。
　　“我心裡是贊成提高到60元的。”會後，謝建祥告訴記者，無論從市場價格還是村子情況出發，垃圾衛生費確實有提高的需要，“但既然是大家商量的結果，村委會肯定遵照執行”。
　　“村民協商議事會議融合了原來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，並將其功能進一步完善和提升，議事方式更加包容，參與主體更加豐富、多元，保證了村民的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。”蕉嶺縣紀委書記盧堯生說。
　　村莊嬗變？？
　　建了公園少了爛房
　　協商議事會制度順利試行，離不開村民理事會的成功嘗試。
　　2013年12月，芳心村成立了14個大小不一的村民理事會，其中最小理事會理事僅3名，最大的有9名理事，輻射4個村民小組。“村民理事會理事必須包含1名黨員，以引導其向正確的方向運行，至於理事人數和構成則由村民自己決定，一般4到9人不等。”謝建祥介紹。
　　“我就是被‘趕鴨子上架’。”老家黃上村的戴育海曾在縣國土部門工作，去年9月，已退休的他被村民選舉為該村民小組理事會會長。但因早已搬進縣城，當時他認為自己並不適合擔任這一職責，“不過既然大家選了我，我一定盡心儘力”。
　　其實，村民們選戴育海的理由很簡單：“他當過老師，有文化，又熱心本村事務。”
　　戴育海上任後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籌資重建黃上村村民祭祖必經之路上的一座危橋。戴育海帶著理事會理事四處奔波“化緣”，努力爭取鄉賢支持。
　　“話費都打爆了，腿都跑軟了，光廣州就去了好幾趟。”建橋預算13萬，最終收到的村民、鄉賢捐款共15萬餘元。
　　一年之後，戴育海不負眾望，寬5米、長15米的橋已建好；祠堂前原本雜草叢生、堆放垃圾的一片空地，如今變成了一塊漂亮的曬穀場，理事會下一步的打算是要建成村中的公共廁所。
　　提起村裡的變化，68歲的圩尾下村村民徐永桂對理事會贊不絕口。徐永桂家住在祖祠“東海堂”附近，順著水泥路往下走幾步，就能看到在客家特有的“花頭圍屋”的包圍下的祖祠“東海堂”。
　　雖然圍屋早已無人居住，但看上去乾凈整齊，雪白的牆壁映襯著紅色的木窗，極具特色。東海堂前水泥場上曬滿了剛收割的稻穀，走入“東海堂”，白牆紅柱，麻雀從天井中飛進來，在梁、柱之間翻飛，呈現出一派生機。
　　“一年前可不是這樣。”圩尾下村民理事會會長徐永振介紹，圍屋幾十年都無人居住，年久失修；東海堂雖然略有修補，但由於缺少資金，一直未有整體修複。
　　讓徐永桂更介意的是，東海堂對面的小池塘塞滿淤泥，一潭死水，每到夏天附近村民都要忍受臭味的侵襲。如今，隨著東海堂的修複，小池塘也被徹底清理了一番。
　　“村民理事會為村莊建設出了很多力。”謝建祥說，以前單靠村委會的力量，修路建橋這樣的大事一年也就能做三五件；村民理事會成立後，目前已完成各類大小建設30多項。
　　四權同步？？
　　根源上預防“小官巨貪”
　　2013年蕉嶺被列為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單位，但蕉嶺在農村改革方面的嘗試早已開始。
　　2007年，蕉嶺縣與南農實驗課題組合作，在各級相關部門支持下率先創建村務監督；2013年，村民理事會制度在全縣鋪開；2014年，協商議事會試行……
　　“協商議事會試行填補了芳心村村民決策權和管理權的空白。”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鄧大才認為，協商議事會的創新使得行政村級治理架構實現了“縱向到底，橫向到邊”——通過村民理事會銜接縱向深入到每家每戶，實現了“縱向到底”；議事主體突破了原來的“村民代表”，議事內容更涵蓋了與村莊有關的各類事項，完成“橫向到邊”。
　　在鄧大才看來，協商議事會議制度在廣東有著天然的土壤。“廣東農村宗族傳統保存較好，許多村莊裡都保有‘老人會’等自發議事制度。”
　　協商議事會的確立，標志著“一核三元、四權同步、多層共治”的“蕉嶺模式”初成體系。
　　蕉嶺縣紀委書盧堯生介紹，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，強化村級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為“一核”；在此基礎上，協商議事會進行決策、村民委員會負責執行、村務監督委員會監督為“三元”；村民通過村民理事會、協商議事會實現“多層共治”。
　　“一些地方出現‘小官巨貪’，就是因為村民選舉權、監督權、決策權和管理權得不到有效保障，村民的權利未能同步實現造成的。”盧堯生說，協商議事會制度能充分保障村民的決策權和管理權，繼選舉權和監督權之後，實現四權同步，從根源上預防村官腐敗問題的出現。
　　對於芳心村首次協商議事會，鄧大才評價“實現村民民主決策、民主管理方的一次突破”。“培養村民民主議事的習慣，當村民們行使民主議事權利成自然後，這套協商議事機制將自發在村莊獨立運行，保證村民自主決策、監督和管理。”鄧大才說。
　　南方日報記者 張婧
　　南方農村報記者 胡新科
　　見習記者 段鳳桂
　　圖由受訪者提供　　（原標題：大事小事村民協商說了算）